影片《我的姐姐》：“獨立男性”的理想形像今何在？

一般來說，在某一檔期內公映的影片常常會為的是契合時間結點的總體氣氛，在內容上進行諸般改寫，以期吸引某一人群步入電影院。近幾年，賀歲檔、新年檔、國慶檔已成為中國電影市場最具民族特色、電影票房號召能力最強大的檔期。但誰也不能料想到，中秋節這一用以祭拜後裔，充滿著哀氛的禮俗之節，在2021年與“檔期”突然遭受，公映了一部“應景”之片：從片尾處車毀人亡的車禍交通事故，到劇中在靈堂前以“打麻將”來悼念逝者的喪俗表現，再到各個章節中反覆發生的墳墓、祭掃等場景的展現出——這就是清明假日公映的影片《我的姐姐》。

電影中極具意味的一個場景，是姐姐將一組失掉了底座的套娃重新組裝回來，她默唸著烏克蘭語懷念他們逝去的青春歲月，感慨她支離破碎的人生，並且接受了安然趕赴上海考研和放棄扶養哥哥的選擇。她們返回後，陽光從玻璃窗中照進臥室，點亮了這個沒有底座的套娃的笑臉。編導者在此意欲特別強調的是，必須把男人天生就該生育、養育下一代的價值觀，從社會規範的涵義中解放出來。也便是因而，片末的安然重拾扶養哥哥的“權利”，使其逃出收養家庭的結局，才會更讓人感嘆吧。這雖是存有於電影內部的對立，但也是當今時代，一些價值觀仍在傳統至現代的旅程中艱困轉捩的深刻彰顯。

（作者繫上海師範大學副教授）

回溯一個半世紀末的中國電影史，我們可以在各個時期的熒幕上看見林林總總有代表性的男性形像：擅於飾演“交際小花”的殷明珠，有“悲旦明星”之謂的王漢倫，故事情節中總是命途多舛的阮玲玉和充滿著向下氛圍和“健美”審美觀的黎莉莉、金焰等；改革開放之後，張瑜蜻蜓點水般的“熒幕初吻”更讓人第一印象深刻，鞏俐在鮮紅燈籠下目光渙散的雙瞳則教人扼腕……她們所刻畫的配角共通點在於，不論她們是受到束縛還是掙脫了捆綁，那些人物都站在一種類似於“舊禮教”的對立面上，張瑜當時在劇中的臺詞“都說孔夫子已經死了一千多年了，我看他還活在你心底”已是驚世駭俗般的存有，她本人也馬上成為的是“獨立男性”的象徵圖騰。近幾年，像《妈阁是座城》《送我上青云》《少年的你》中的“獨立男性”所做的選擇則更多的是為的是追求自身的人生價值，離開了與傳統直接對話的場域，展現出了她們極具後現代主義的另一面，也贏得了絕大多數觀眾的諒解與共情。但是，張子楓在《我的姐姐》中也似乎已呈現出了一個“獨立男性”的基本線條：穩重的外貌、剛健的個性、敢與上司叫板、有明晰的人生目標和總體規劃、在西安有一套房……即使有來自父系和母系晚輩的壓力也只是間接的，影片前半段幾乎所有的關鍵選擇也都是她自主決定的。那么，為什麼觀眾們對《我的姐姐》中妹妹安然的行為和選擇沒能達成共識呢？

關於文學的女權主義思潮，我們或可從英國曆史學者朱迪斯·哈里森所提倡的“性別演出論”中看出端倪，她的這一倡導也成為“酷兒方法論”的緣起。簡而言之，這一方法論將性別概念以“為維持性別前後一致性的約束性實踐，進而造成並被強制加諸其身的飾演模式”進行了圈定，即性別絕非與生俱來，而是一種“行為模式”，性別身分也並非從一開始就是以具備實體的主體來構建的，而是沿著這種意識形態“構建的演出模式”，是主體在“演出”性別。所以，將性別看成是一種社會決定的產物絕非哈里森的創見，更早的社會構建論女權主義者們已將其付諸實踐於社會生活應用領域。但是“性別演出論”，提供更多了“演出”的主體沿著社會規範進行“性別演出”的方法論模型，因而主體在那個“性別演出”過程中有可能超乎邊界線，即打破社會規範所圈定的演出地區；也有可能由於“演出”的失誤或是失利進而與社會規範的邊界線造成相距與裂隙。因而，當主體處在邊界線以外或裂隙之中，一種通過重回“她者”的主體擴建就造成了，“性別演出”也就具備了新的象徵意義。電影中，安然的目標不僅僅在於追求她的人生價值，她周遭的家庭環境（喪父、逆反其它生活陷入困境的晚輩）與她的個人狀態（負氣請辭、與女友離婚、不得不扶養哥哥）亦都處在一種脫序的、混亂的情況之中，她對撫平那些對立的“權利”嗤之以鼻。那么，我們就可以將其看做安然這一主體極具必然性地在社會規範（家庭倫理道德、友情）的邊緣上游蕩，或是與這條理應貼近那個邊緣的漸近線漸行漸遠。因而，由於妹妹那個主體得以“擴建”，社會輿論的爭論自然而然就在邊緣與主體間的裂隙中造成。假如這是一部思想性或是實驗性很強的電影，可能會由於社會公眾的讀解難以抵達而沉寂，但是電影商業類別的外衣與現實生活題材的文件系統剛好擊準了社會的痛點，這一爭論的蔓延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然而，在電影公映後的數天，鮮見有人探討關於《我的姐姐》內容層面深度結合以及研發“清明檔”的“壯舉”和象徵意義，社會輿論反倒在“妹妹與否必須將弟弟送至收養家庭進而實現他們的人生價值”如果題應用領域中爭議不休。但能想見的是，若劇中的主角並非做為女性的妹妹，而是做為男性的哥哥如果，不見得會引發那場近乎針鋒相對的探討。就製作者來說，電影已經用片末處兄妹二人追逐時的笑顏給出了答案，但是社會輿論並不在意。就此，我們實際上能通過下列三個遞進層次的問題來企圖上溯那場爭議的緣起，即觀眾們對熒幕女性形像心理期盼的終點與邊界線何在？社會到底又在期盼哪種理想的女性形像？

作者：鄭煬

影片《我的姐姐》片花